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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沃林顿的秋天在消逝，《向卡德罗尼亚致敬》也初稿渐成。随着佛朗哥的军队缓慢却残酷地挺进共和国的领土，奥威尔逐渐地意识到了共和国最终的命运，他过去原有的热情消退了。他曾于10月份在索思伍德镇向康诺利谈起他一直过着“很有趣的生活”，但目睹着战争以后的情景，他感到悲伤得“心都快碎了”（在西班牙时，康诺利曾一直想看望奥威尔，但一直未能成行，他所到的最远处不过是弗雷加）。奥威尔手头拮据，但近18个月的经历至少为他提供了一块可供他耕耘的文学田地。他继续写着关于西班牙的书评，并开始不时地写一些越来越平常的反映英国经济萧条时期的报道。例如，《时代与潮流》的秋季摘要中，包括詹姆斯·汉利的《灰色孩童》，沃尔·汉宁顿的全国失业劳工运动的《贫困地区问题》，还有关于宪章运动的历史。12月初他曾向穆尔讲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草稿已完成。他还提到一部小说，内容是“一个男人度假，力图暂时逃避来自社会来自个人的责任”。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小说《游上来吸口气》的内容。 　　也许奥威尔想过，以后的生活这样度过：一年写一本书，守护着沃林顿的小农场，守护着艾琳。但几个月的生活已经让他吃到了苦头。他本来身体健康状况就不太好，还未从战壕的艰苦生活中恢复过来，现在条件如此恶劣，自然如同雪上加霜。呈现在部分因病而退役的奥威尔面前的是沃林顿的刺骨萧瑟的冬天。1938年初雷纳·赫彭斯托尔造访了他的住处。那里与世隔绝，一派衰败的景象。在雷纳·赫彭斯托尔的眼中，这“算不上一个好的庄园”，相邻的村子也是“荒芜凄凉”。臭气熏天的棚子里养的两只山羊似乎是奥威尔畜牧业全部的经营范围。马路对过是狭长的一片菜地，是他和奥威尔共同开挖出来的。赫彭斯托尔注意到，尽管天气严寒，也没有暖气，但奥威尔夫妇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尽管奥威尔的书已完成，预计春天出版，但去年的事情仍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他曾为亚瑟·柯斯特勒的《西班牙自白》写过评论。柯斯特勒在西班牙是《新闻编年史》的记者，在马拉加陷落后曾没经任何审判被投入监狱之中。此外，奥威尔还曾为《时代与潮流》做读者咨询。一位读者询问为何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对西班牙的冲突著书提出看法观点，奥威尔如数家珍倒出自己在《新政治家》手下的遭遇。不过，倒是没有泄露什么机密——《新政治家》被他以“一家有名的周刊”一笔带过——卷入是非争端的人都不知晓奥威尔到底把矛头指向了谁。这封信使得雷蒙德·莫蒂默感到很恼火，但他表面上却彬彬有礼（他的回复是“你所说的并不是十分真实的”。），他根本没让编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后来，雷蒙德被告知奥威尔这样做是经过政策的审查的，他这才出于礼貌向奥威尔表示了歉意。尽管奥威尔并没有因此而与其一刀两断，而且以后又为该报写过两三次的评论，但递给他的这束橄榄枝他却婉言谢绝了。他对雷蒙德说：“我认为《新政治家》应该为它片面的观点而受到应有的责备，我想你不能责备我。”他和雷蒙德关系一直很好。后来，他同金斯利·马丁见面时，也许又谈论此事，而马丁一直称这是“一场误会”。但奥威尔绝无原谅之意。 　　1938年初，战前那种若有若无的飘落流离之感——旧通道已关闭，新途径尚未开启——又充斥着奥威尔的生活。他离开了戈兰茨——他的主要资助商——转而投奔另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虽对他热情有加，但却未与他达成商业联盟。他的书已存放在印刷所，但这类书的市场已经饱和。眼前前景黯淡，他只得勉强地但却是真诚地准备应聘《勒克瑙先驱报》的一份工作。他的态度严肃认真，2月中旬他前往伦敦，接受了印度办事处A